租金上限无法解决住房短缺问题,它只能对住房短缺进行管控。

亚历山大·希门茨法学博士,LINDEMANNLAW ——《FuW》评论文章,2026年6月

那些限制租金的人不会建造住房。他们只是在重新分配稀缺资源。这正是当前席卷瑞士的住房政策监管浪潮所存在的问题。6月14日,苏黎世将就《住房保护倡议》进行投票。 巴塞尔已经展示了后续会发生什么。伯尔尼、日内瓦和沃州正在研究类似的法规。看似各州的社会政策,实际上是对整个国家住房政策的方向性决定——一个正迈向一千万人口的瑞士。

这一诊断是正确的:在空置率低、建筑成本上涨且持续面临移民压力的城市中,住房问题已演变为分配问题。保障性住房是一个正当的政治目标。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则值得商榷。

“价格并非住房短缺的根源,而是其表象。那些只管调控价格的人,无异于治标不治本。”

“政治上具有吸引力”的谬误

租金上限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很容易解释。租金太高——那就让我们对其设限吧。这种说法朗朗上口、在情感上令人信服,而且完全适合提交公投。

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价格并非住房短缺的根源,而是其表现。高昂的租金表明,在人们希望居住的地方,住房供应严重不足。那些只管调控价格却不增加供应的人,无异于治标不治本。

从短期来看,租金上限确实能缓解个别家庭的压力——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从中长期来看,这种措施会产生错误的激励效应:投资减少、翻新减少、官僚程序增多、规避行为增多。最终,结果并非住房更加负担得起,而是可供选择的住房反而减少了。


巴塞尔发出警告

巴塞尔-城市州正实时上演着一个值得警惕的案例。自2022年起,该州实施了严格的住房保护法规。结果是:翻新合同数量减少、审批程序繁琐、诉讼风险增加,以及长达数年的监管期。 由于翻新活动受到过于严厉的压制,部分规定已不得不从2025年11月起予以放宽。

数据说明了一切。根据简化的住房保护程序,翻新工程的建设成本回报率降至1.3%,而根据瑞士标准租赁法,这一比例为2.7%至3.4%。 以当前的利率、监管要求和建筑成本来看,没有人会为了1.3%的回报率去进行翻新。这绝非偶然,而是一个既使投资变得更加困难,又在政治层面限制回报率的体系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节能改造、建筑技术升级、全面翻新——这些正是气候目标所要求的——如今在经济上已不再可行。一栋被法规束缚住无法发展的房屋,并不更具社会价值。它只是更加陈旧罢了。

建设,而非阻碍

租金上限这一社会政策的核心缺陷在于其针对对象。它主要并非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而是帮助那些已经能够获得受监管住房的人。

那些拥有价格适中且租金受管制的公寓的人往往选择安于现状。即使公寓变得过于宽敞,即使工作地点发生了变化,他们也依然如此。每次搬家都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因为新租住处的租金通常会更高。这导致了锁定效应:居住在家庭公寓中的人难以搬离,家庭无法获得更大的住房,职业流动性也随之下降。现有住房的利用效率因此降低。

正确的答案是增加供应:加快审批速度、提高建筑密度、激活待开发地块,并简化流程。此外,还需要转变对建筑的思维方式。 一个拥有千万人口的瑞士,并非空间规划的威胁——而是一个设计挑战。15分钟生活圈、正能量建筑、新型出行理念:这些理念如今已在罗特克鲁兹、汉堡和哥本哈根等地付诸实践。缺乏的不是土地,而是投资保障。

社会目标可以更精准地实现:建设非营利性住房、发放定向住房补贴、制定能带来可预见收益的开发区域规定。针对苏黎世倡议的反提案正是朝着这个方向提出的。

住房短缺是客观存在的。正因如此,我们才不应以象征性政策来应对。租金上限并不能增加哪怕一平方米的住房供应。它只会增加行政成本,拖慢房屋翻新进度,并将住房短缺的压力转嫁给那些尚未拥有住房的人。这种看似保护措施的做法,实则是打着社会标签的短缺管理。

租金上限无法解决瑞士的住房短缺问题——反而会使情况恶化。为何许可改革和投资保障才是应对住房危机的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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