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的一家子公司于7月31日在瑞士注册了一家公司。该公司尚未申请在任何地方上路行驶。决定无人驾驶车队能否在苏黎世运营的关键因素，其实在于其他方面：停车规定和路边停车许可。
苏黎世必须回答的五个问题
1. 是否已有任何事项获得批准？没有，Waymo方面尚未获批。Waymo Switzerland GmbH已于2026年7月31日登记入商业登记册（注册资本100,000瑞士法郎，地址：Google Switzerland代管，Gustav-Gull-Platz 1）。 但截至8月10日，该公司尚未向联邦道路办公室（ASTRA）申请任何试点运营。 苏黎世唯一获得批准的其实是另一家公司：WeRide持有ASTRA颁发的许可，目前正在富尔塔尔（Furttal）地区进行带安全驾驶员的测试；而优步（Uber）则计划在2026年底前在苏黎世推出首批无人驾驶乘车服务。大家热议的那家公司，其实并不是目前正在运营的那家。
2. 无人驾驶车辆可以在哪些地方行驶？自2025年3月1日起，瑞士法律允许以下三种情况：高速公路试点、在获批地点进行无人驾驶泊车，以及在各州明确指定且有运营商监督的路线上的无人驾驶车辆行驶。并不存在全市范围内的运营权。 二十六个州绘制了二十六张路线图。这并非对技术的批准，而是逐条街道签发的通行许可。
3. 谁掌控着路边空间？自动驾驶出租车并不需要停车位。它需要的是全天都能反复停靠的地点，而且恰恰是在空间最稀缺的地方。城市确实掌握着相关手段：交通管制令、出租车候客点、公共用地特殊用途许可。 但这些管理工具原本是为那些停驻数小时的车辆设计的，而非为那些仅停留90秒便驶离的车辆而设。 2025年4月，苏黎世拥有30,452个蓝色区域停车位，较2022年底的31,173个有所减少。这相当于约38公顷的公共用地。谁决定无人驾驶车辆可以在哪里停靠，谁就决定了谁能够运营这项服务。
4. 苏黎世是否仍需遵守1996年规定要求的停车位标准？苏黎世的《停车条例》颁布于1996年12月11日。该条例仍规定每120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需配备一个停车位，且根据公共交通质量的不同，停车位比例下限为10%至70%。 每个地下车位占地26至30平方米，建设成本为35,000至42,000瑞士法郎。在公共交通便利的瑞士市镇，平均空置率已达29%；个别开发项目甚至高达68%。请注意这意味着什么。 无论是否有无人驾驶车队，这一规定已经失效。自动驾驶汽车并非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而是为这一问题设定了最后期限。
5. 当无人驾驶时，风险由谁承担？根据瑞士法律，无论过错归属如何，责任均由车辆所有人承担，而强制安装的驾驶模式记录仪将决定事后由谁承担费用。 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当车队归属一家瑞士公司、软件由加利福尼亚州开发、服务由第三方提供时，谁才是车辆保管人？这恰恰是Waymo注册宗旨所设想的运营结构。
当前必须做好的五件事
1. 划定一个受监督的试点走廊并公布相关标准。这不是一项部署决定，而是为了了解监督的实际成本。
2. 对路边停车位定价。停车位应像其他任何稀缺的公共资源一样，通过许可证和收费标准进行分配，而不是采取“先到先得”的方式。
3. 应根据1996年《停车条例》本身的实际情况重新审议该条例。一项导致29%车位空置率的规定，无论苏黎世是否会有任何一辆机器人出租车上路，都亟需修订。
4. 应在首次事故发生之前（而非之后），在车队所有者、软件供应商和运营商之间的合同中明确责任归属问题。
5. 应将安全问题与空间问题区分开来。这些车辆的行驶性能如何是一个工程问题，而谁控制它们停靠的地面则并非如此。这两个问题都值得得到诚实的答案。将二者混为一谈，反而无法得到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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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变街道：关于飞行出租车的法律地位，你需要了解什么
未来的出行不仅在道路上，而且越来越多地在空中进行。 除了自动驾驶汽车——我们此前已专门撰写过一篇《洞见》文章探讨这一话题（参见《当汽车自动驾驶时，责任归属何在？》）——所谓的“Volocopter”（即电动飞行出租车）也象征性地代表了城市出行领域的下一个重大飞跃。
2024年底，这条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的事实已显而易见：德国公司Volocopter GmbH向卡尔斯鲁厄地方法院申请了破产程序，该法院于2025年3月1日作出裁决，应其请求启动了破产程序。[1]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该公司在新的所有权下重返认证轨道，并继续推进其VoloCity飞行出租车的认证工作。 根据2026年5月28日的一份公告，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非试飞员）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在监督下于真实运营环境中驾驶eVTOL飞行器。[2] 因此，我们认为飞行出租车（即eVTOL）很快将成为现实。 关键问题在于：在首架飞行出租车起飞之前，需要奠定哪些法律基础？
这些出租车真的是自动驾驶的吗，还是有人在操控？
未必是完全自主飞行。Volocopter 研发的是能够垂直起降的电动飞行器，即所谓的 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机）。 其中最著名的机型VoloCity被设计为城市空中出租车，初期计划由飞行员驾驶；自动驾驶功能仅作为后续开发阶段的规划。 据该公司自身声明，其已成功完成超过2,000次试飞，并正在争取获得欧盟航空安全局（“EASA”）的型号认证。[3]
这一区别是法律评估的核心。有驾驶员的eVTOL在法律上的分类更接近于传统的载人航空：机上有一名负责人员，其职责、资质要求及责任问题均与其相关。相比之下，自主飞行设备则将责任从驾驶舱内的人员转移到了制造商、软件提供商和运营商身上。 因此，任何讨论飞行出租车的人都应准确区分其飞行时所处的运行模式，因为这两种模式的法律后果存在根本性差异。
这些飞机实际上降落在哪里，从法律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什么？
飞行出租车的运营能力取决于支撑其运行的基础设施。eVTOL需要专门的起降场地，即所谓的“垂直起降港”。而这恰恰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开始的地方，其影响远超出航空法的范畴。
任何希望建设垂直起降机场的人——例如在屋顶、停车场或专门建造的航站楼内——都会面临建筑和规划法规的约束。需要厘清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建筑许可程序、噪音防护、安全间距、消防安全、出入控制以及与现有建筑的整合。 此外，还涉及空间规划和邻居权益等问题：任何人若因噪音、遮挡或安全问题提起诉讼，都可能导致项目严重延误。屋顶面积的使用还涉及物权法和租赁法方面的问题。简而言之：在第一辆飞行出租车降落之前，地面上的所有法律问题都必须得到妥善解决。
适用哪些规定？需要哪些审批？
在欧洲，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是负责eVTOL的中央主管部门。由于此类航空器无法明确归类为飞机或直升机，EASA制定了专门的技术要求：即《垂直起降（VTOL）特别条件》（“SC-VTOL”），该文件于2019年7月首次发布。[4] 该《特殊条件》规定了小型载客垂直起降（VTOL）飞机获得型号认证所需满足的适航标准。其适用范围涵盖最大座位数不超过9个且最大起飞质量为3,175千克的飞机。
对于此类型号合格证，制造商必须全面证明其飞机的安全性，涵盖从关键系统、控制、电源和软件的冗余设计，到运行极限和故障情景等所有方面。 但仅此还不够：商业客运还需获得运营许可。一旦飞行出租车跨越国境，就会涉及相互承认、运营商授权以及监管监督等问题。
在瑞士，联邦民航局（“FOCA”）是中央监管机构。在航空领域，瑞士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欧洲规则，并通过双边《航空运输协定》与欧洲航空法紧密融合。 对于无人机，目前已设有分级类别和许可要求，同时也已确立了“U-space”空域的概念。[5] FOCA将这些空域定义为瑞士领空内的指定区域，在这些区域内，数字服务可支持无人机的安全运行。这些基础要素构成了未来有人驾驶飞行出租车运营的基石。
飞行出租车生成的数据究竟归谁所有？
现代eVTOL堪称一台“飞行数据生成器”。每次飞行都会产生高度敏感的信息：飞行路线和位置数据、乘客数据、传感器数据、视频或激光雷达数据，以及技术状态和维护数据，还有紧急情况和事件日志。
“谁拥有这些数据？”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在法律上却相当复杂。这是因为同一组数据中往往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运营商希望将其用于车队管理，制造商希望用于产品改进，保险公司希望用于风险评估，主管部门希望用于事故调查，而乘客则有权要求对其个人数据进行保护。 因此，无论是从合同角度还是数据保护法的角度，都需要明确以下问题：谁可以收集、存储、分析和共享哪些数据？谁应承担数据安全责任？以及当行踪记录被完整无缺地记录时，个人数据如何得到保护？任何未能在早期解决这些问题的人，都面临着在数据价值最高或敏感性最强时爆发纠纷的风险。
如果出了问题，该由谁负责？
这是一个笼罩在所有问题之上的核心问题：如果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发生坠毁，责任该由谁承担？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一问题目前仍基本悬而未决，因此提前对此进行深入思考显得尤为重要。
可以设想几种部分重叠的责任类型：运营商对乘客以及地面第三方的责任；制造商的产品责任；因维护失误、软件或传感器故障以及网络攻击所产生的责任。 此外，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即保险公司、运营商、制造商和供应商之间的追偿关系，换言之，就是最终由谁来承担整个链条末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与此同时，必须仔细界定保险范围和潜在的赔偿程序。 正因为单次飞行涉及众多方，事前通过合同对风险进行分配，将决定在发生损害时，是能明确责任归属，还是会引发长达数年的纠纷。
目前，Volocopter是否获准在瑞士上空飞越道路？
原则上可以；但目前尚未投入常规商业运营。只有当飞行器及运营商均获得认证、具体航线获得批准，且起降基础设施获得授权后，Volocopter 才可在瑞士运营。 欧洲针对有人驾驶eVTOL飞机的法律框架原则上已经建立；但在瑞士，其实际实施——特别是关于垂直起降机场、空域整合和审批程序等方面——尚未完全落实。
从国际情况来看，相关发展更为成熟：中国已初步批准了商用eVTOL客运服务[6]，而美国则为“动力升力”或VTOL飞机制定了具体的监管框架[7]。
因此，瑞士立法机构必须建立清晰、高效的审批程序，协调联邦政府、各州和市镇之间的职责，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垂直起降机场的地位，并规范eVTOL融入现有空域的相关事宜。与此同时，还需要制定关于安全、噪音、责任和基础设施的相称要求。 目标必须是建立一个可靠且有利于创新的法律框架，在不降低安全标准的前提下，为新的空中出行理念提供支持。
结论
从技术角度来看，空中出行已触手可及，但在法律层面却远非易事。在型号认证、垂直起降港审批、数据主权以及责任归属等问题之间，航空法、建筑法、数据保护法和责任法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Volocopter一案也表明，即便是技术先驱，也离不开切实可行的法律和经济框架。
任何希望使用、运营、投保或对空中出行进行法律评估的人士，都应在首架飞行出租车起飞之前，尽早厘清相关审批、责任归属、数据访问以及合同风险分担等问题。 LINDEMANNLAW 恰恰在这些领域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多年的经验和久经考验的专业能力，如果您希望在空中出行领域建立法律确定性，我们将是您理想的合作伙伴。
[1]针对Volocopter GmbH启动破产程序——卡尔斯鲁厄地方法院
[2]ADAC Luftrettung的飞行员首次使用配备SimX地面站的VoloCity进行飞行
[3]VoloCity
[4]垂直起降（VTOL）的特殊条件及符合要求的方法 | 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
[5]bazl.admin.ch/de/dlis-de
[6]首批全国民用无人机操作员证书颁发——部门新闻，中国政府网站
[7]《联邦公报》:: 动力升力集成：试飞员认证与运营；与旋翼机和飞机相关的其他修订
瑞士的建筑许可程序：为何规则越少，住房越多
十多年前，瑞士联邦经济事务秘书处（SECO）估算，仅建筑施工领域的监管成本每年就高达约16亿瑞士法郎，占建筑总量的近6%[1]，而此后监管密度更是与日俱增。 然而，一种惯性思维已根深蒂固：伯尔尼政府应当解决这个问题，而加快审批流程就足够了。这两种假设都未尽其理。 任何阅读过联邦委员会2026年4月2日关于加快空间规划和建筑法程序的报告[2]的人都会发现：根据《宪法》，联邦政府只能提供部分解决方案；即使在联邦政府确有管辖权的领域，单纯加快程序也难以解决根本原因。
Who is responsible for building permit procedures and construction law in Switzerland?
根据《联邦宪法》（Cst.）第75条第1款，联邦有权在空间规划领域制定原则。具体实施由各州负责，而建筑法本身基本上属于各州的职权范围。 联邦负责规范具有国家重要性的事项，并在实施过程中必须给予各州尽可能大的自由裁量权，以符合各州在程序上的主权和组织上的自治权（《联邦宪法》第46条第3款和第47条）。[3] 任何旨在加快程序的措施，都必须以此职责分工为衡量标准。
Which acceleration measures has the Federal Council examined, and why does it reject most of them?
联邦委员会的报告仔细审查了最显而易见的提案，包括向异议未获支持者收取费用，以及在截止期限届满后自动批准等。 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其中大多数提案都会侵犯各州的程序主权，或触及诸如陈述意见权（《联邦宪法》第29条第2款）以及邻居的程序保障等基本权利。这种克制并非出于权宜之计，而是宪法权力划分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领域，联邦只能做《宪法》允许它做的事：不多也不少。»
What can the Confederation actually deliver?
这样一来，联邦政府真正有权采取的措施只剩下三到四项：将住房建设列为国家利益事项、缩小上诉资格范围，以及限制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的理由。 这些措施虽然重要，但其作用本质上有限：它们涉及联邦最高法院的诉讼程序——这是多级司法体系中的最后一级——而延误最严重的问题未必出在这里。 苏黎世的Seebahn-Höfe项目便印证了这一点：住房合作社ABZ和BEP计划对其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住宅区进行翻新已有约二十年之久：计划新建350套合作公寓，居住人数将从目前的500人增加到1,000人。[4] 经过多年的遗产保护辩论和设计规划程序后，该项目于2025年11月面临了一次全民公投。[5] 这些延误超出了联邦政府可能监管的范围：挑战从来不仅仅是程序本身，而是必须解决的实质性问题数量之多。
Why does the body of rules keep growing regardless?
最近的两个官方案例表明，法规体系正在迅速扩张：随着2022年《能源法》的修订[6]，苏黎世州的《特别建筑条例I》规模扩大了约三分之一；而《空间规划法》的最新修订版，其修订后的条款篇幅也增加了类似的数量级。[7] 此外，联邦、州和市各级的环境法、噪音防护法、文化遗产保护法、气候法和能源法产生的累积效应也不容忽视——这些法规各自独立地趋于严格，在实践中又相互重叠。 苏黎世应用科学大学（ZHAW）公法教授奥利弗·施特雷夫（Oliver Streiff）将这种来自不同法律领域的规则层叠现象，描述为当今空间规划与建筑法面临的核心问题。[8] 这与实际经验相符：如今，一份建筑申请需经由建筑主管部门以及能源、噪音、水资源保护和交通部门逐一审核；每个部门都依据各自的专业法律进行审查，而每一轮的补充要求都会延长审批流程——无论申请表的电子化程度有多高，也无论伯尔尼如何缩小上诉资格范围。 每一项修订单就其自身而言都有充分依据；但综合起来，它们形成了一套连开发商都难以完全掌握的规则体系，而即便是更快捷的审批流程也无法缩减其规模。
«更复杂的规则并不能造就更好的建筑。它们只会给国家、政府部门和开发商带来更高的成本，并阻碍瑞士亟需的住房建设。»
What would actually help against the housing shortage?
建筑行业伞形组织“Bauenschweiz”主席汉斯·维基一语道破：唯有在各个层面和各个专业领域大幅减少法规——而不仅仅是程序法，也不仅限于伯尔尼——才能带来真正的缓解。 楚格州正通过其“白区”计划试行这一路径：在这些建筑区内，几乎所有惯常的建筑法规都将暂停适用——既无最小间距要求，也无高度限制，仅保留与安全相关的标准继续生效。[9] 瑞士各州公共工程、规划与环境保护主任会议（BPUK）主席让-弗朗索瓦·施泰尔特（Jean-François Steiert）补充道：各州必须重新学会跳出规范的框架进行思考。 这是正确的切入点，但在法律上却颇为棘手：废除规则者必须明确，若在没有边界距离限制的情况下发生事故，责任由谁承担，因为《义务法典》（CO）第58条规定的建筑物所有人的严格责任并不会随着这些规则的废除而自动消失。[10] 这是各州法律专家需要费心处理的工作，而非联邦环境、交通、能源和通信部（DETEC）的职责。
与此同时，建筑活动正在减少：虽然2018年有超过5.3万套新公寓投入市场，但最新数据仅为约4.3万套； 鉴于年需求量约为50,000套，这导致年复一年地出现7,000至10,000套的缺口。[11] 关键在于一个常被关于“速度”的争论所忽略的结论：规则的复杂性并不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它只会导致政府干预比例增加，建筑主管部门因应对日益沉重的审查负担而成本上升，房地产开发商——作为最终成本承担者——的成本也随之增加。最重要的是，这阻碍了亟需的项目：首当其冲的是新建住房，这对瑞士至关重要。 联邦政府可以利用其宪法框架，从而做出重要（尽管有限）的贡献。但真正的规则简化只能由联邦和各州共同实现，各自在其职责范围内行事。只有当建筑项目需要满足的规则减少时，而不是仅仅更快地满足相同的规则，建筑量才会再次增加。
亚历山大·希门茨（Alexander Schiemenz）法学博士是LINDEMANNLAW律所的创始合伙人，同时也是一名执业律师、税务顾问、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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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金融与经济》（FuW）上的全文：监管狂潮：加快审批流程无法解决住房短缺问题
来源：
[1] 经济事务国务秘书处（SECO），《监管成本报告》（Report on Regulatory Costs），2013年12月（基准年为2011年）；参见Kuster/Plaz/Curschellas，《建筑法领域的监管成本》， 《国民经济》2014年第1期：“在2011年这一研究年度，建筑业的监管成本对瑞士经济而言总计约为16亿瑞士法郎，约占该年度建筑工程总量的6%”
[2] 瑞士联邦委员会，2026年4月2日发布的报告《空间规划与建筑法中的程序加速》（联邦委员会于2026年4月22日通过）
[3] 1999年4月18日《瑞士联邦宪法》（《宪法》；SR 101）。
[4] 苏黎世住房合作社协会（Zurich housing cooperatives association），“支持‘Seebahn-Höfe’规划方案”
[5] 苏黎世市，2025年7月发布的媒体通告《针对“Seebahn-Höfe”私人规划方案的全民公投已成立》（依据2025年4月9日市议会第2024/419号决议； 2025年11月30日全民公投）
[6] 苏黎世州《特别建筑条例 I》（BBV I；LS 700.21）
[7] 2023年9月29日《空间规划法》修正案（BBl 2023 2488），自2026年起分阶段生效
[8] 本处及下文引自汉斯·维基（Hans Wicki）和让-弗朗索瓦·施泰尔特（Jean-François Steiert）的引文，出处为：安德烈亚斯·瓦尔达（Andreas Valda），《过度的建筑规范压垮了住房建设》，《Bilanz》报，2026年7月6日
[9] 《楚格州：几乎没有限制——“白色区域”旨在缓解住房短缺》，《20 Minuten》2026年4月7日
[10] 1911年3月30日《关于修订瑞士民法典（第五部分：义务法典）的联邦法》（CO；SR 220）。
[11] 联邦经济、教育与研究部（EAER），《住房短缺行动计划》，2024年2月13日圆桌会议，第5页
两种许可制度，一个电网：为何瑞士核电许可制度决定了成本
On 1 April 2026, Switzerland's Acceleration Decree came largely into force, shortening permitting and appeal procedures for large solar, wind and hydropower installations of national interest. Eleven weeks later, on 19 June, Parliament lifted the fifteen-year ban on new nuclear plants, and left the licensing architecture for those plants exactly where it was, adding one new condition at the entrance. Demand is heading from roughly 60 terawatt-hours today toward 68 to 81 by 2050. The country now runs two permitting regimes for the same grid: a fast lane for renewables, and for nuclear the old road, with a new toll booth at the start of it.
We have made this argument in two parts already: in June, that the winter supply gap makes this a sovereignty question rather than an energy-policy preference; in July, that Parliament legalised the plant while refusing the financing that would make it bankable. This is the third part, and the one nobody is debating: the procedure.
1. What does the nuclear licensing procedure actually require today?
Three stages, in a fixed order. The first is the framework licence, the Rahmenbewilligung, granted by the Federal Council under Art. 12 para. 1 of the Nuclear Energy Act (KEG), submitted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for approval, and subject to the optional referendum (Art. 48 paras. 1, 2 and 4 KEG). The Assembly is not a rubber stamp in one direction only: if the Council refuses and the Assembly declines to endorse that refusal, it instructs the Council to grant the licence (Art. 48 para. 3).
Only then come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ng licences, both granted by the federal department (Art. 15 and 19 KEG). The construction licence presupposes a legally final framework licence and a project that complies with it (Art. 16 para. 2). These stages run under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no cantonal permits are required, and the host canton is heard and may appeal if the department licenses over its objection (Art. 49 paras. 1, 3 and 4).
What Parliament changed in June was the prohibition, not the architecture. The two ban provisions were deleted, together with the cross-reference to them in Art. 12 para. 1, and a condition was added that a framework licence may be granted only wher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are financially secured. The legislator declined to write a ban on federal participation into the law, and has not designed one either. The sequence a sponsor must fund is unchanged, and it now carries an additional hurdle placed before the first stage rather than after it.
2. Why is the first stage the most expensive risk?
Because duration and risk are not the same cost. Duration is a financing problem: more interest capitalised before the first franc of revenue. Painful, but calculable. Risk is an equity problem: the possibility that money already spent produces nothing at all, priced not in basis points but in the return an investor demands before committing anything.
Swiss nuclear licensing concentrates that second cost at precisely the wrong place, and it does so in the statute rather than in practice. Art. 12 para. 2 KEG provides that there is no legal entitlement to a framework licence. The Federal Office of Energy spells out the consequence in its own materials: a refusal must be accepted by the applicant without compensation. Set that beside the condition Parliament has now added, and the sequence reads as follows.
Secure the financing first, for a licence the law says you have no right to, and whose refusal costs the state nothing.
That is not a drafting oversight; it is a genuine circularity, and the most expensive single feature of the Swiss framework. A financing structure must be demonstrated in advance of a decision that is political in character, that no applicant can compel, and whose failure the applicant bears alone. Andreas Pautz, professor of nuclear engineering at EPFL and head of nuclear energy and safety research at the Paul Scherrer Institute, made the same point in the NZZ on 10 August: the dominant risks are planning risks, meaning objections and adverse popular votes, and investors will demand a premium for them.
The asymmetry runs through the timing too. The framework licence sets a deadline for filing the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 and lapses if it is missed (Art. 14 para. 3 and Art. 68 para. 2 KEG). The clock runs against the sponsor; no comparable clock runs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3. What would dropping the framework licence cost in law?
Pautz proposes waiving it at the existing sites of Gösgen and Leibstadt: Western reactor designs are licensable in Switzerland in principle, those sites have demonstrated their suitability, and a two-stage procedure would, he argues, not offend Swiss democratic principles since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ng licences remain. On the substance that is defensible; the technical assessment sits in those later stages.
But the stage is not only a technical filter. It is where the optional referendum sits (Art. 48 para. 4) and where participation is concentrated: application, expert opinions and cantonal positions lie open for three months, anyone may file objections, and parties may lodge formal opposition (Art. 45 and 46 KEG). Delete the stage and you delete a federal referendum right and the principal participation window with it. That engages the guarantee of access to a court under Art. 29a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and pushes objections downstream rather than removing them.
For capital, the consequence is counter-intuitive and decisive. Political risk does not disappear when the vote is removed; it relocates: to the construction licence, where the host canton keeps its own appeal right, and to a fresh popular initiative aimed at the outcome. A procedure that removes the ballot without putting finality in its place buys a few years and sells the certainty that made those years worth buying. That is our one departure from an otherwise sound analysis: keep the stage, and make the framework around it bankable.
4. What is actually missing, then?
Less than the acceleration rhetoric suggests, and something more specific. Two of the elements usually demanded already exist: preclusion, since whoever does not file opposition within the inspection period in the construction-licence procedure is excluded from the remainder of the proceedings (Art. 55 para. 1 KEG), and binding effect downward, since the construction licence requires a legally final framework licence and compliance with it (Art. 16 para. 2).
What is missing is narrower and more expensive. First, deadlines that bind the authorities, of the kind the Acceleration Decree now applies to large renewables projects: technology neutrality is not only about what may be built, but about how long the state may take to answer. Second, a rule on frustrated expenditure, since Art. 12 para. 2 places the entire loss of a failed framework procedure on the applicant, a defensible allocation when nobody was expected to apply and an expensive one now that Parliament wants applications. Third, sequencing: requiring proof of secured financing before a political decision no one can compel inverts the order in which infrastructure is actually financed. Fourth, an instrument rather than an unused option: a contract for difference, squared against the Electricity Supply Act, the Energy Act and the 2024 electricity package, treated openly as state aid, and negotiated with the Swiss–EU electricity file in view rather than around it. Pautz points to the same instrument, and to the Swedish combination of low-interest state loans and state co-ownership. Build cost per kilowatt matters, but next to these it is second order.
5. What has to be on the table before the vote?
The calendar is tighter than it looks. The Federal Chancellery reserves 28 February 2027 as the first federal voting date of that year, and the Federal Council settles at least four months beforehand which items actually go to the ballot. The substantive decisions therefore have to be visible this autumn, not in the new year: which risk-transfer instrument the Confederation contemplates; who absorbs construction-cost overrun; what becomes of sunk pre-development cost when a stage fails; and how the long tail is funded, meaning nuclear liability and the decommissioning and waste-disposal funds under Art. 77 KEG, bearing in mind that waste from any new plant would need its own framework licensing procedure for a repository.
On that last point the law is more revealing than the political debate. Art. 80 para. 4 KEG provides that where covering a shortfall is not economically bearable for those subject to the top-up obligation, the Federal Assembly decides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the Confeder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uncovered costs. The state already stands behind the back end of the nuclear balance sheet.
The other side of the argument
The alliance that launched the referendum on 30 June argues that new plants would deepen Switzerland's dependence on uranium imports from Russia, slow the expansion of renewables, and cost billions. Those objections deserve answers rather than dismissal.
Two are answerable. Dependence is not avoided by choosing renewables but relocated, to Chinese solar manufacturing and to the rare earths wind turbines require, as Pautz notes. And uranium can be stockpiled in a way gas cannot, from a supplier base running from Australia and Canada to Namibia and Kazakhstan. Cost is a reason to structure financing intelligently, not to rule out a technology. The third objection is the strongest: neither the financing architecture nor the procedural reform is on the ballot. On that we agree, and draw the opposite conclusion. A vote on an incomplete framework is an argument for completing the framework before the vote, not for rejecting the option and discovering in the winters after 2035 that the alternative was permanent import dependence.
Our view
Our position has not moved: Switzerland needs new nuclear. A firm domestic baseload on the order of 25 to 30 terawatt-hours, roughly today's nuclear share carried into a larger system, is what energy sovereignty actually looks like, and the designs that would supply it, including the small modular units now approaching deployment, are markedly safer than the plants they would replace. Pautz puts that comparison more sharply than we would: «Zehn weitere Jahre Betrieb von Altanlagen sind riskanter als ein neues AKW.»
Switzerland has built a fast lane for one set of technologies and left another on a road it has not resurfaced since 2003. The asymmetry inside the nuclear regime is sharper still: the Confederation has left the risk at the front of a project uncarried, where it is cheap, calculable and would move the financing cost that decides everything else, while the law already has it carrying residual risk at the back, where it is open-ended.
In July we wrote that permission without financing is symbolism rather than location policy. The same is true of permission without procedure. The correction is not to demolish a licensing stage and call it acceleration. It is to bind the authorities to deadlines as the law now binds the applicant, to say what happens to frustrated expenditure when a stage fails, to sequence the financing condition so that it follows the political decision instead of preceding it, and to legislate an instrument an investor can underwrite. Permission that cannot be relied upon is not an investment framework. Switzerland has one autumn to turn one into the other.
Dr. iur. Alexander Schiemenz is a co-founder of TND Universe, which creates, invests in and delivers real estate, mobility and energy solutions across their full lifecycle. If you are assessing an energy infrastructure position ahead of the vote, we advise on permitting risk, financing structure and the legal architecture that decides whether a permitted project is a bankable one.
Sources
1. Nuclear Energy Act (KEG), SR 732.1, consolidated text. Fedlex: https://www.fedlex.admin.ch/eli/cc/2004/723/de
2. Acceleration Decree for renewable energies, in force 1 April 2026. Federal Office for Spatial Development (ARE): https://www.are.admin.ch/de/beschleunigungserlass-erneuerbare-energien
3. Indirect counter-proposal to the "Blackout stoppen" initiative, explanatory report (provisions deleted; no compensation on refusal; separate licensing procedure for a repository). SFOE/DETEC: https://www.newsd.admin.ch/newsd/message/attachments/91232.pdf
4. Federal Council message of 13 August 2025 on the indirect counter-proposal. admin.ch: https://www.admin.ch/de/newnsb/GIECKzWVs6ZX6W1ba4i6X
5. UREK-S of 20 January 2026, recommendation to lift the framework-licence ban. Parliamentary Services: https://www.parlament.ch/press-releases/Pages/mm-urek-s-2026-01-20.aspx?lang=1031
6. Council of States decision of 11 March 2026, financing condition. Parliamentary Services: https://www.parlament.ch/de/services/news/Seiten/2026/20260311124425486194158159026_bsd112.aspx
7. Launch of the referendum on 30 June 2026 and the alliance's arguments. Federal Chancellery media announcement: https://www.admin.ch/de/medienkonferenz-nein-zu-neuen-akw-lancierung-des-referendums-gegen-das-atom-gesetz
8. Reserved federal voting dates; Federal Council fixes the agenda at least four months in advance. Federal Chancellery: https://www.bk.admin.ch/ch/d/pore/va/vab_1_3_3_1.html
9. Interview with Andreas Pautz (EPFL / Paul Scherrer Institute), Neue Zürcher Zeitung, 10 August 2026
10. TND Universe, "A Permit Is Not a Power Plant" (13 July 2026): /news/a-permit-is-not-a-power-plant-switzerlands-half-decision-on-new-nuclear
11. TND Universe, "Sovereignty, supply gaps, SMRs" (11 June 2026): /news/five-five-sovereignty-supply-gaps-smrs-what-needs-to-be-understood-before-switzerland-decides-on-nuclear
当汽车自动转向时，责任该由谁承担？
自动驾驶汽车已不再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它已经在瑞士的道路上行驶了。自2025年3月1日起，瑞士通过《自动驾驶条例》（VAF）[1]，确立了明确的法律框架，首次明确允许使用高速公路自动驾驶辅助系统、无人驾驶车辆和自动泊车功能。 这一次，立法者的行动甚至比行业更迅速；尽管法律框架已经确立，但目前市场上尚无配备经批准的自动化系统的量产车型。
不仅在瑞士，全球范围内的法规制定也在迅速发展。欧盟指令、欧盟法规以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法规对瑞士同样具有约束力。这些国际要求确保了道路车辆的技术协调，并促进了道路安全、环境保护和货物的自由流通。
以下法规对自动驾驶尤为重要：
- Regulation (EU) 2022/1426[1] (in conjunction with Regulation (EU) 2019/2144[2] and Delegated Regulation (EU) 2022/2236[3]) on the type-approval of the automated driving system (ADS) of fully automated vehicles;
- the UNECE Regulations on cybersecurity (No. 155)[4], software updates (No. 156)[5], automated lane-keeping systems (No. 157)[6] an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No. 171)[7]; and
- the Vienna Convention of 8 November 1968 on Road Traffic (SR 0.741.10)[8], in particular o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 driver must be present.
对于企业、投资者、车队运营商和出行服务提供商而言，这一新的法律框架不仅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诸多棘手的法律问题。下面我们将解答其中的五个问题。
汽车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算真正“自动驾驶”？
并非所有配备辅助系统的车辆都是自动驾驶汽车。国际公认的SAE J3016标准将自动驾驶分为六个等级，从0级到5级：
自动驾驶要从第3级才真正开始：即车辆能够至少在特定条件下，永久且全面地接管驾驶任务。只有最高级别——第5级——才在字面意义上真正实现“自动驾驶”；而当今的系统在技术上最多只能达到第3级。
自2025年3月起，瑞士已允许以下三种具体应用场景：
1. 高速公路自动驾驶功能：驾驶员在高速公路上可以松开方向盘，但必须在系统发出提示时随时能够重新接管车辆；
2. 在设有相应标识的停车场内进行无人驾驶的自动泊车；以及
3. 无人驾驶车辆在经主管部门批准的路线上的运行。
需要哪些审批和技术要求？
配备自动化系统的车辆必须满足超出一般要求之外的特殊要求，方可获准上路。 根据《自动驾驶车辆条例》（VAF）第3条规定的一般要求，该系统必须能够引导车辆在纵向和横向方向行驶，可随时以直观方式停用，具备事故规避功能以及防范第三方非法干预的安全措施，并能按照公认的国际规则应对所有交通场景。 在运行过程中，该系统必须持续、全面且可靠地接管车辆的操控，遵守所有相关交通规则，检测技术故障，并在留有充足时间余量的情况下提示需要人工干预（《自动驾驶车辆条例》（VAF）第3条第2款和第3款）。
驾驶模式记忆功能至关重要（《车辆认证条例》（VAF）第7条）：自动驾驶车辆必须记录特定事件（例如紧急避让、碰撞或技术故障），并附带事件类型、时间戳和位置等数据要素。 此外，在整个支持的运行期间内，制造商必须持有国家型式批准机构颁发的、针对网络安全管理系统（联合国第155号条例）、 软件更新（联合国第156号条例）以及根据《欧盟条例》2022/1426（《VAF》第8条）制定的无人驾驶车辆安全管理体系的有效证书。
瑞士在车型认证方面的做法值得关注（《车辆条例》（VAF）第11条及以下条款）：瑞士目前未制定本国的车型认证规定，而是认可欧盟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的相关要求。因此，要在瑞士获准上路的自动驾驶车辆必须取得国外的车型认证； 联邦公路局（ASTRA）仅进行随机符合性检查。无人驾驶车辆的制造商和进口商必须向联邦公路局报告与安全相关的事件，且联邦公路局可针对已获准上路的车辆宣布新的规定，例如在发生黑客攻击时（《车辆法规》（VAF）第6条）。因此，无人驾驶车辆的运营与批准及运营条件紧密相关：必须行驶在各州批准的路线范围内，且须由控制中心的操作员进行监督。
记录的数据会怎样？
自动驾驶车辆必须配备驾驶模式记录装置（俗称“黑匣子”），用于记录紧急操作的开始和结束、系统故障、碰撞以及自动驾驶系统的启用和停用等事件。 对这些数据的处理须遵守严格条件：根据《道路交通法》（SVG）第25g条第3款，主管的警察、司法和行政机关仅可出于调查事故或评估交通违规行为之目的，读取并处理这些数据。
无人驾驶车辆以及配备自动泊车系统的车辆的制造商和进口商，必须向ASTRA报告与安全相关的事件，并须与车辆所有人或经批准的停车区域运营商就如何获取必要信息达成一致。提供自动泊车服务的停车场运营商在发生事故时，也必须通知警方。 因此，数据保护以及对驾驶数据的受控访问，是新制度中一个核心且具有法律敏感性的组成部分，对于处理海量数据的车队运营商和出行服务提供商而言尤为如此。
当软件负责驾驶时，责任由谁承担？
如果有人在事故中受到伤害，原则上由保险公司先行提供赔偿；只有在此之后，才会厘清实际责任方。关键点在于：尽管车辆具备技术自主性，但根据《道路交通法》（SVG）第58条规定的因果责任原则，车辆所有人仍需承担责任——这是一种无过错、基于风险的责任。 在涉及自动驾驶车辆的事故中，最终需考虑三个层面的因果关系：
- the manufacturer (for instance in the case of software or sensor faults under the Product Liability Act);
- the driver (if they were steering themselves at the time of the accident); or
- the keeper (for example in the case of inadequate maintenance).
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一点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风险归属发生了显著转变：从驾驶员转向系统功能，从传统的驾驶失误转向产品、软件或维护缺陷，从纯粹的《道路交通法》责任转向追偿、产品责任和举证问题，以及从事故的可见经过转向对技术数据的评估。 事故发生时究竟是人还是系统在控制车辆，可通过驾驶模式记录进行追溯。因此，对这些数据的评估对于主张追偿权至关重要。 对于制造商、进口商和运营商而言，这意味着潜在的责任风险可能更高；而对于所有相关方来说，则迫切需要在早期阶段明确界定合同中的风险分配。
网络安全发挥着什么作用？
自动驾驶汽车本质上是一台“会行驶的计算机”，因此也是网络攻击的潜在目标。因此，网络安全不仅仅是一个次要的技术问题，而是认证体系中的关键要素。 制造商必须持有根据《联合国第155号条例》颁发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有效证书，以及根据《联合国第156号条例》颁发的软件更新管理体系有效证书，且该证书的有效期须覆盖车辆整个支持的运行周期。其目的是防止外部攻击，并避免系统故障和失灵。
该条例还以动态方式考虑了这一风险：例如，当某些车型受到黑客攻击时，ASTRA甚至可以宣布新规定对已获批准并投入使用的车辆具有追溯效力（《车辆法规》（VAF）第6条）。 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网络安全并非一次性的审批障碍，而是贯穿车辆整个生命周期的持续性法律和组织义务。
结论
自动驾驶汽车将从根本上改变出行方式，而在瑞士，这已成为现实。在苏黎世的富尔塔尔（Furttal），瑞士交通实验室（Swiss Transit Lab）、苏黎世州和阿尔高州以及瑞士联邦铁路（SBB）正在“iamo”（智能自动出行）试点项目中部署自动驾驶汽车； 在获得瑞士联邦道路交通局（ASTRA）批准后，这些车辆首次以自动驾驶模式在公共道路上行驶，公众预计将于2026年上半年能够使用该服务[10]。 虽然目前尚无L5级车辆，但研发进展迅速，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将实现完全自动化。
自动驾驶正为投资者、开发商和运营商开辟一片新的机遇疆域，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值得尽早关注的问题：审批与准入、责任与追索风险、数据访问与数据保护，以及制造商、进口商、运营商和用户之间的风险分配。 及早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将一项前景广阔的技术转化为稳健的长期投资。
这正是 TND Universe 创造价值的所在。凭借涵盖房地产、出行和能源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及对可持续发展、透明度和长期投资诚信的承诺，我们帮助客户评估、规划并把握自动驾驶出行领域的机遇，覆盖其整个生命周期——从初期尽职调查到运营及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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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1] AS 2025 50 —— 2024年12月13日关于自动驾驶的条例（VAF） | Fedlex
[2] 实施条例——2022/1426——英文版——EUR-Lex
[3] 法规 - 2019/2144 - 英文版 - EUR-Lex
[4] 授权法规——2022/2236——英文版——EUR-Lex
[5] 联合国第155号条例——关于车辆网络安全及网络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统一规定 [2025/5]
[6] 联合国第156号条例——软件更新及软件更新管理系统 |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
[7] 联合国第157号条例——自动车道保持系统（ALKS） |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
[8] 联合国第171号条例——关于机动车驾驶员控制辅助系统（DCAS）认证的统一规定 [2024/2689]
[9] SR 0.741.10 —— 1968年11月8日《道路交通公约》（附附件） | Fedlex
[10] iamo——智能自动驾驶；富尔塔尔地区“iamo”自动驾驶试点项目 | 苏黎世州